旧文 | 边境的月亮：逃亡的乌克兰女性，与救助她们的罗马尼亚人

In-depth Report

钻进被讲述者喉咙里的故事

「编者按」

于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冲突，如今已一年多几日。据法新社统计，目前有800万乌克兰人被迫离开祖国。

文中记录了这800万难民中几位女性的遭遇。她们暂别丈夫，带着孩子，踏上了去罗马尼亚的逃亡之路。那时冲突爆发还不到一个月，她们中有些人还不急于找工作，也不急于换汇，满心希望战争很快就会结束。为此她们每天都在祈祷。可是上帝没有听见。

这篇文章于2022年3月21日首发在“别的女孩”，现内容已被删除。文末我附上了记者手记，没有写进文中的“幕后故事”，都会在那里。

01 

亲爱的月亮

战争爆发第二天，边境小镇Siret Customs彻夜难眠。这里是罗马尼亚最大的过境点，离乌克兰不到40公里。当晚气温低到零下两度，细雪落在人们头上。就在两天前，还有乌克兰直通罗马尼亚的火车，可是现在火车停运了。这天排队入境的车辆绵延十公里，人们不得不扔下汽车，步行穿越边境。

一位穿着迷彩服的边境士兵站得比所有人都高，他挥舞着双臂，朝拥挤的人群大喊：“男人通通回去”。在场的所有乌克兰女性和孩子都知道，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。送他们来到这里的丈夫、兄弟、父亲不得不转身回去。根据乌克兰戒严令，18-60岁的男性不得离开乌克兰，他们可能随时需要上战场。

与父亲告别的孩子。

在这里，你可以随处看见哭泣的人。人群中罗马尼亚人Andrei就是其中一个，他想来这里做点什么，却看到现场一片混乱。那里有数百名志愿者和几十个非政府组织，而边境士兵却不在维持秩序。他感到愤怒，为乌克兰人提供交通、住宿、食物、翻译服务的全是当地平民，有人甚至从最远的南边赶来，而任何人都比政府官员早来一步。

自愿提供帮助的罗马尼亚平民。

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，截止2022年3月16日，有49.1万难民抵达罗马尼亚。但是抵达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安全，贿赂和犯罪正在边境发生。有两个人告诉我，在乌克兰检查站，男人可以花1000欧元出境，他们中有些人携带着枪支和毒品。也有三个人告诉我，一些司机伺机向难民敲诈、强奸甚至拐卖妇女儿童。但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些是真的。

至今，Andrei已经四次穿越边境。回到家翻阅拍摄的图片，他会一边哭，一边写下每一个令他心碎的故事。

他遇见了一个14岁的男孩。他独自穿过边境，拖着彩色的行李箱边走边哭。他一句罗马尼亚语也不会说，茫然四顾。他的手中握着一张纸条，上面用乌克兰语、俄语和英语写着，请看见纸条的人帮助联系他在罗马尼亚的阿姨。

他上前与两位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搭话，发现她们已经在队伍里等了接近24小时。在还剩大概一个小时就到入境口时，一个孩子生病了。她们不得不离开队伍，回到离Siret Customs最近的乌克兰城市切尔诺夫策，给孩子买药和充电。

他还给一位老人和他的女儿拍了照片。他们刚刚离开已经沦陷的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。一天前，他们开车经过躺在路边的尸体，燃烧的俄罗斯坦克和军用车，去镇上接祖母一起逃离，被俄罗斯坦克拦住了去路，不得不丢下祖母。他们告诉Andrei，祖母现在全天都待在地下室，那里没有供电，还能听见爆炸声。年迈的老人无法入睡，晚上只能把头放在两个枕头之间，隔绝那些可怕的声音。

Andrei拍摄的边境照片。

另一位罗马尼亚人Cosmin，最近也频繁地穿越边境。

Cosmin蓄着大胡子，打扮很朋克，说两句话就要骂一嘴普京。与我视频通话时，他正在匆匆忙忙地吃饭。这天是2022年3月10号中午，他刚刚从乌克兰边境回来。他眼神无光，看起来很疲惫。他说只有15分钟和我聊上一嘴，然后他需要补觉，好在晚上继续赶路。

其实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，Cosmin就上路了。他的大卡车里装着为乌克兰难民和他们的宠物带去的食物和药品。那时候，他只是把物资送到边境便掉转头离开。可是有一次，一个接洽的罗马尼亚人问他，可不可以把一个猫笼子占为己有。Cosmin提起这事忍不住破口大骂。那天起，他不再相信任何人，要亲自去乌克兰看着这些食物送到难民手中。

Cosmin（中）在搬运动物食品。

为了不在途中被人拦住，Cosmin的卡车上贴着一个大大的红十字。他的目的地是离边境30公里的乌克兰城市切尔诺夫策，路上只要20分钟。Cosmin总是在夜晚穿越边境。十点以后乌克兰实行宵禁，路上没有行人。除了提醒人们前往防空洞的空袭警报，和他沉重的呼吸声，Cosmin什么也听不见。

为了不让俄罗斯战机在夜间瞄准，切尔诺夫策到处一片漆黑。借着车灯，Cosmin可以看见路上大量丢弃的汽车，有些还是特斯拉、劳斯莱斯、宝马。在加油站，人们互相帮助，如果三辆车都需要加油，人们会选择只加一辆车的油，丢下其他的车，乘上灌满油的那辆一起走。

Cosmin开着卡车等待边境铁门开启。

就在Cosmin第一次穿越边境的夜晚，罗马尼亚人Helena也在那里，她拍了一张月亮的照片，配上了一首诗：

亲爱的月亮，

孩子们睡在吵闹的旧车里，

穿越仍然有光和水的城市之路，

路上那么长，那么疲惫，

他们问妈妈：“我们要去一个没有轰炸声的地方吗”？

亲爱的月亮，

你看到了这一切，

请保护他们去一个没有战争的地方。

Helena拍摄的月亮。

02 

没有战争的地方

夜色中，37岁的乌克兰人Alona带着她的妹妹、母亲和三个孩子，也走的是这条路，抵达罗马尼亚。在Valea Arini小镇，零点过后，Alona拨通了与我的视频电话。在局促的单人卧室里，Alona3岁的侄女生病了在哭喊，10岁的女儿数次抢走她的手机。Alona不得不左顾右盼，一小时中有4次中断谈话。

这里离她的家乡乌曼515公里。乌曼是乌克兰中部城市，目前还没有被攻占，但是巨大的爆炸声和空袭的报警声，已经占领了这座城市。

Alona被爆炸声惊醒时是在2月24日凌晨四点，她拉开窗帘看见远处浓烟滚滚。一时间她难以消化眼前的一切，急得在屋子里打转，止不住地喝水，给所有亲戚打电话，反复确认手机里的新闻是真的。

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手足无措，天还没亮，Alona就下决定要走。她迅速把孩子们的衣服塞进一个旅行箱，随手抓了一个小背包装上随身物品，只花了五分钟就锁上大门，去接妹妹和母亲。

Alona本以为逃亡之路不会太远，乌克兰西边邻国摩尔多瓦有位朋友曾一口答应接待他们。然而她错了，在排了三个小时入境后，对方改口了，“对不起，六个人的开销太大了，你们原路返回吧”。

但是他们已经回不去了。挂完电话Alona站在又黑又冷的夜色下哭泣。她不知道该去哪，只要别逃太远，哪里都行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他们才能等战争结束，尽快与滞留在乌克兰的兄弟与父亲重聚。

三天前，Alona有一个在丹麦的朋友愿意帮助他们，她有一间空房和少量积蓄，勉强可以接待Alona和孩子。Alona感谢了朋友，但她不能狠心扔下母亲和妹妹，把一个家分成三块。

Alona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，他们只能一路向西。在穿越摩尔多瓦，到达罗马尼亚边境时，Alona终于停了下来。一个烫着玉米须卷发的罗马尼亚女性，把他们带到了Valea Arini的一间民居安顿下来，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，就匆匆离开了。

电话号码下面写着她的名字Ioana。她是罗马尼亚一家NGO的组织者，一位语速极快，雷厉风行的中年女性。她几乎从不打字，任何事情都用电话解决。看见我发送的采访请求后，她立刻给我拨了电话。

这天是上午八点，她正开车前往边境。路况很糟糕，她得抓紧时间赶在夜里到来之前，把一份难民名单里的所有人一个不落地接过来。因为不停有人需要帮助，Ioana不得不频繁切断电话。

她和我接触到的所有罗马尼亚援助者一样。他们行色冲冲，不方便接受超过30分钟以上的采访，和我聊天的同时必须做着另一件事。他们滔滔不绝，情绪激动，话语里总是带着愤怒，也总是说着说着就哭了。

每天在夜里回家的路上，Ioana的眼眶里都盈满着泪水，她无法忘记那些令人心碎的画面：一个病得很重的老人张大嘴巴在哭喊，一个刚刚收到玩具可是眼神里依然透露出恐惧的孩子，一个转身离去的乌克兰男人背影……

Ioana和救助的儿童。

但是Ioana没有时间抹眼泪，她重复说着除了坚强和乐观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与其是对我说，更像是给自己打气。罗马尼亚一度强烈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，如今供应系统瘫痪。油价上涨了20%，所有物价都在飞涨。Ioana担心糟糕的经济状况会拖累他们的援助。

她的组织里有35个成员，现在大家都没有觉睡。3月8日，有人想送花给她，Ioana说她不想要花，她需要更多的药物、食物、衣物，能想到的一切帮助。

Ioana帮助的孩子拿到玩具。

第二天，Ioana就得到了投入救援以来最大的喜悦，她成功把一位刚刚抵达罗马尼亚的母亲送回到了乌克兰。那位母亲的儿子刚满18岁，患有脑癌，需要4岁妹妹的细胞维持生命。Ioana给所有朋友打电话寻求帮助。三天后，这位男孩带着所有好心人的期待，成功抵达意大利进行手术。

截止2022年3月21日，Ioana一共帮助了30位女性难民逆行回到乌克兰。

Ioana收到的救援物资。

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，程序员Ramona赶到了火车站。从边境来的难民潮水般涌入那里，与边境的混乱截然相反，那里秩序井然。这天是工作日，许多人请假来这里搭把手，他们是教授、清洁工、神父、教师、商铺老板……有人连夜自制了254瓶掺了蜂蜜的果汁，有人带了三麻袋的玩偶，也有人从附近的商店买走了所有的暖宝宝。一切都是免费的。

在那里，Ramona迅速加入了一个自发的志愿者组织，负责把人们带到接收难民的普通家庭中。她给了遇见的每个难民一个拥抱，“我想告诉他们，如果他们决定在罗马尼亚留到世界末日，也没问题”。

Ramona拍摄的布加勒斯特火车站，举着牌子的是免费帮助难民去往各地的志愿者。

最近两个礼拜，Ramona总是想起外祖母，他们一家对战争并不陌生。外祖母是波兰人，一战后逃亡到罗马尼亚。路上她饥饿难忍，只能在路边拔草，撒上盐做成沙拉。外祖母把这个故事讲给Ramona听，说在困难时期，能活下来全靠的是他人的帮助。

对于Ramona来说，现在是回报善意的时候了。除了上班和睡觉之外，她都在为难民四处奔波。Ramona说这不算什么，身边几乎所有朋友都投入到这场大救援中。

但是Ramona也需要安慰。听到战争爆发时，她害怕战火会蔓延到罗马尼亚，因为他们与俄罗斯之间也总是充满着摩擦。那几天她握着手机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刷新闻。

参加救援之后，绝望取代了恐惧。3月10日临睡前，Ramona从床头取下了几粒安眠药咽了下去，药物没有很快起效，泪水又像前几天一样浸湿了枕头。她为永远没办法站在难民的立场上而哭泣，特别是想起那些老人，“他们把一生的东西全装在那些破烂袋子里，充满着恐惧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”。

Ramona拍摄的布加勒斯特机场。

03 

请留在罗马尼亚

但是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家，正在努力接纳难民。

“我在边境注意到，难民们对留在罗马尼亚犹豫不决，大多数人只是路过这里，去其他国家。但是我想对他们说：‘请你们留下来，罗马尼亚正在竭尽全力帮助你们，我保证你们会在这里得到安全的保护’”，Andrei说。

Andrei不记得上一次罗马尼亚人这么团结是什么时候了。2月26日，他在脸书上发了一条为难民求住宿的帖子，一分钟后几十条信息涌了进来。

这些免费为难民提供家庭住宅的人遍布全国各地。布加勒斯特的Jerry是其中之一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联系上的第一个罗马尼亚人。3月4日，他给我发消息，说家中接待了三位乌克兰难民，还给我发了一些边境的视频，邀请我进入脸书上一个叫“为了乌克兰团结起来”（United for Ukraine）的群。截止2022年3月18日，群成员有26万人，其中大部分是罗马尼亚人。

暂住在Jerry家的是一对年轻情侣和女孩的母亲。Jerry坦诚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，脑际闪过一丝担忧，“万一来者不善，就是件麻烦事”。Jerry努力克服着这种感觉，现在他说服自己，只是在帮助善良无助的邻居。

在罗马尼亚，如果接待了外国人，需要去社区登记。Jerry不想带他们去，“这样就好像在向大家宣布，我在接济难民，为他们支付花销，我不想这么张扬”。

Jerry有一半刚果血统，看起来不像是罗马尼亚人。“尴尬”的身份让他感到自卑，也不自觉站在对方的角度上思考，作为一个黑色皮肤的中年男人，是否也会给他们带来那种“不好”的感觉。他把更多的交流机会让给了妻子Sabina。

几天后Sabina发现，她也无法与他们进行更多交流。她不便打听他们的私事，更不敢谈论俄罗斯。她记得有一次，那位男性正在读一篇报道，上面说他们的家乡敖德萨正在被轰炸。Sabina没有从他脸上读到任何表情，“极其平静，什么也没有说”。但是沉默不能掩饰深入内心的创伤，每当他们听见巨大响声时，总以为是炸弹。

上个礼拜，Jerry的母亲Floreda正在满心欢喜地计划着等雨雪天气过去，带三位难民去教堂做礼拜。两个国家虽然语言不通，但都是虔诚的东正教国家。Floreda真诚地期待神父可以给他们一些心理安慰。可是现在情况变了，Floreda有些犹豫，不再着急去教堂了。

是WhatsApp上一些亲俄派的怂恿，改变了Floreda的心意。在罗马尼亚，这些人占比大约三分之一，通常在40-60岁之间，战争爆发后他们活跃在WhatsApp上，四处散播假新闻。Jerry在Floreda的手机上翻到了这些言论发给我：

“乌克兰人其实是想进入罗马尼亚的犹太人”；

“北约想把我们卷入战争”；

“如果我们接纳移民，普京就会攻击罗马尼亚”。

然而他们无法改变潮水的方向。3月8日，俄罗斯同意为平民开通“人道主义通道”。罗马尼亚宣布简化接受乌克兰难民的程序，除去18-60周岁的男性外，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政治庇护。他们可以在罗马尼亚生活、工作，接受医疗、住房和教育长达一年。

也是在那一天，Jerry捧着两束花回到家里。年轻的情侣出门了，他把花送给了老母亲。她不会说英语，但依旧滔滔不绝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意识到对话即将结束，老母亲站起身，张开双臂给了Jerry一个拥抱。Jerry靠在她的肩膀上哭了。刹那间，Jerry觉得他们完全理解了彼此。

04

生存下去

乌克兰设计师Anna在早上六点半就回复了消息。即便睡眠时间少得可怜，她也需要起床开始工作，从八点到晚上十点，她没有时间闲聊。工作结束后，她还需要去一趟超市，购买两个孩子和年迈的婆婆所需要的一切。她三次修改采访时间，最后只发了一些文字和图片给我，再也没有回复任何消息。

她的故事是这样的。战争开始时，Anna正在土耳其旅行。隔天她买了一张伊斯坦布尔飞往布加勒斯特的机票。去罗马尼亚，只是为了与连夜从基辅赶到边境的丈夫短暂会面。在等了35个小时才入境后，Anna与孩子开始了在那里举目无亲的生活。

Anna和孩子。

第一天，Anna哭了一整天，她的所有心思被丈夫可能要上前线所淹没。她暂时还不缺钱，只是想要做点什么分散注意力。

第二天，Anna擦干了眼泪，开始烘焙无糖饼干。这些饼干被做成心形，包装袋上写着“来自乌克兰的爱”。Anna说它们代表着对“罗马尼亚亲人”的感激。它们没有标价，全凭顾客自己决定。

Anna卖的饼干。

其他人就没有Anna这么幸运了。Alona的钱包里没有多少钱，全是乌克兰货币。现在货币贬值，她还不想把格里夫纳兑换成欧元。她和妹妹最要紧的事，就是在罗马尼亚找到工作。

在乌克兰Alona是酒店前台，可是这个技能囿于语言问题在这个国家失效了。她现在没有其他选择，清洁工、厨师、保姆、司机，什么都行。可是，她还有一些文件需要完善，没法马上开始工作。她提起一位留在乌克兰的大学教师，现在也无法工作，在家里做面包。说起来，她似乎有些羡慕，“而我在这里什么也做不了，只能陪着孩子”。

迄今为止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，有哪位难民在罗马尼亚找到了工作。在“为了乌克兰团结起来”的群里，每个小时你都能看见难民的求职信息。

“我不想大家可怜我，只想发挥一技之长，生存下去。如果你们确实需要帮忙拍照，请与我联系”，一位摄影师用乌克兰语写道，下面的评论区极少回复。

也有人用英文写道，“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律师，但是在这里我不求能找到类似的工作。我可以做一名家庭教师，教孩子们英语、乌克兰语和俄语”。

在这条信息的评论区，一位罗马尼亚女士写道：“虽然任何工作都可以让你活下去，但是如果停留时间太长，你还是需要找一个更学术化的工作环境，否则你的学历就浪费了”。这条评论有超过200人点赞，但是发帖人只回复了大家一个哭泣的表情。

也有人在想办法帮助他们。

一间外国语大学为难民提供乌克兰语和俄语临时教师的职位。

一家宠物机构愿意空出五个工作岗位给难民。负责人告诉我已经有不少人应聘，她们都是女性，从22岁到60岁不等。她们不需要会说罗马尼亚语，只要喜欢动物就行。

一家制造业工厂发布了招募大量流水线女工的信息，工厂会安排翻译教会她们操作机器，她们也不需要为语言担心。

当我把这些招募信息转发给Ioana时。她告诉我，现在到处都在招人，她手里也有一打招募资源。但应聘的人并不多，大部分人在盼着尽早回去。

一则招募信息。

05

尾声

Jerry曾试图打消我难以采访到难民的担忧，“你是外国记者，他们会给你开绿灯，愿意告诉你一切。”然而他错了，和难民交谈并不容易。

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乌克兰女性答应和我聊聊。但是她拒绝了视频通话，只能打字。在确认我阅读了之后，她会撤回上一句话。她解释，这些信息可能被盗取，用于攻击她的国家。

在过去的两周里，乌克兰红十字会的女医生Olag一直在帮我寻找会说英语的难民，超过20个人拒绝了采访。Olag告诉我，他们的心理状态很差，希望我能理解他们的沉默。“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房子、医院、学校、工厂通通被炸毁，你和你的亲人正在面对死亡，你或许也不想说话”。

Olag是对的。那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女性，也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挣扎。她为了孩子，把生病的母亲留在了乌克兰，“我的生活毁了”，她说。

Alona也面临着同样的心理煎熬，“现在我的生命很安全，但是我的内心并不感到安全。”有时，恐惧会溜进她的梦里。她梦见在一片废墟里奔跑，周围阒无一人。被类似的梦吓醒后，她盯着天花板再也无法入睡。即便没有噩梦，她夜里也会醒来三到五次。睡眠的时间越来越短，在乌克兰她通常7点半起床，现在她5点就起来了。

那时候，孩子们还在熟睡，Alona难得拥有一段独处的时间。她会先祈祷战争尽快结束，然后喝杯茶，吃点三明治，剩下的时间坐在马桶上看新闻。这是她一天中最难受的时候，她会任凭眼泪从脸颊流过，而如果这时孩子起床了，她会立刻擦干泪水，努力佯装微笑。

Alona的母语是乌克兰语，也会说俄语。她不讨厌任何一个国家，对谁也没有恨意。此刻占据在她心里的只有无数个“为什么”。她想问问那个她不愿提起名字的人：这么多年来，她一直在努力生活，为什么要摧毁这一切？为什么要让她的同胞流离失所？为什么要让其他国家的好人倾尽一切帮助他们？

Alona不懂政治，她也不想懂。但是她确信，乌克兰人是不会被打垮的，她不怕面对一片废墟，“只要我们活着，就可以重建一切，开始我们的新生活。”

Alona（左）和家人在罗马尼亚。

「记者手记」

这是我第一次写战争题材的报道，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

去年3月4日，我的罗马尼亚朋友Jerry，给我发了一条边境的视频。看见零下两度绵延十公里的车队，雪夜里排队的全是妇女和儿童，我立刻决定要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。

因为不好意思打听，Jerry 没法和家中的难民交流太多。但他很确信，我可以自己联系到难民进行采访，因为我是中国记者。

但是他错了。我联系到乌克兰红十字会的女医生Olga，她帮我问了超过20位难民，都拒绝了采访。有人不想视频，只能文字采访，但每说一句，就撤回。也有人连续三天更改采访时间，最后失联。我能理解他们的心理创伤，没有再勉强打扰。

最后是罗马尼亚NGO的Ioana帮我联系到了乌克兰难民Alona。她很善良也很普通，她的英语很不好，但恰恰是如此，那些最简单的话才更加朴实和动人。

我还要感谢那几天与我通话的罗马尼亚救助者，我听到他们在哭，在愤怒的时候，其实也蒙了，我不知道怎么继续问下去。约定的采访时间不超过30分钟，我很着急，但我也只能沉默地等待他们平复情绪。

不仅仅是乌克兰人，我也接触了几个俄罗斯人，他们也在苦难之中。因为主题不搭，我没有放在文章里。

那时候许多采访对象都问了我一个问题：我站在哪一边。其实，我无法客观地讨论这件事，我只能说政治太复杂，我不想站队。如果硬要我选择，我选择站在受苦的人这边。在他们的国籍之前，他们首先是人。

后来我写了第二篇关于俄乌冲突的报道《在乌克兰，消失的动物声音》，遇到了一些比之前更深的隔阂。我记得最痛的一次是，有个动物园园长这么回复我的采访请求，”我们过得很好，不需要你来关心。因为就算在战时，我们乌克兰的动物们也比中国动物幸福“。不过这样的事还好，不至于挫败我。

真正让我觉得绝望的是，突然有一天开始，大家变得很谨慎。“可以写，但没那么容易发了”，一位跑国际线的编辑和我说。当时我在准备一篇关于乌克兰外国雇佣军的文章，不得不就此搁置。

调反唱唱 

一个不自由的野生记者

告诉我你的故事，可联系dai348515269

*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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